在领导延安整风的时候，始终强调这样四条原则：一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二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的目的；三是“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四是“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他说：“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党的七大鲜明地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通过自我批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增强党的团结，这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国际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必须以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从宏观看，黄河横穿三大地理阶梯，是连接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地形区的重要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从微观看，尽管黄河多年来没有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重要而脆弱，上中下游面临不同的生态安全风险，水土流失依然严重，水质污染问题还比较突出。

　　黄河流域国家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齐头并进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我国东西部区域、南北区域发展差距，既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内在要求，也标志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整体进入新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

　　造成东北人口问题的不只是生得少，还有留不住。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流。当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明显，适龄劳动人口纷纷向优势产业聚集地流动，这再次加剧了东北常住人口下降的问题。对于人们的流动选择，我们应该尊重，但作为应对措施，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地区的制度发展水平。有研究显示，东北地区之所以渐呈衰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体制机制羁绊，依靠传统重工业发展经济的模式没能产生体制机制改善的内生动力，导致多年来该地区的营商环境落后于东南沿海等地。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虽然各级各类智库发挥着社会服务、咨政建言、舆情引导等重要作用，但在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等方面，还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追踪医学科技前沿，完善信息工作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新冠肺炎科技信息共享平台。按照共建、共享、免费理念，组织科技工作者及时追踪、整理、编译国内外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进展，并筛选、汇编、发布新冠病毒专题科技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应建立科技信息处理、报送和发布机制。

　　正确引导社会舆情，搭建社情民意桥梁。一是要引导舆情，疏导情绪，消除恐慌。二是要搭建桥梁，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各类舆情既是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也是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明显区别的。对中国来说，“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基本原则，是坚定而不会改变的，其含义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美国来说，其宣称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即延续了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所谓的对台“六项保证”中的一些表述和“长期承诺”。相比于“原则”，“政策”实则是一种具有弹性的用语，甚至包含了未来变数的可能性。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方面似乎在释放善意信号，希望与中国重建互信，继续在气候变化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推动与中国的合作。但另一方面，美方的对台战略也重新回到过去的“战略模糊”，试图继续游走于两岸之间，以所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发展。

　　人不是机器，人具有主体性，能够完善自我、改造世界。适应世界不是唯一目的，教育最终要培育的是一种指向超越和创造的心灵与能力。从知识的层面看，数字世界的教育要促进孩子的深度学习，面向真实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还是数字世界。学生只有掌握了创造性思考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免于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获得更大的自由。从动机的层面看，教育必须从“注满一桶水”转向“点燃一团火”。在数字世界，个人专长更容易被放大，在一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就能为个体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收益。个体从中获得的信心与价值感，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台港澳地区年俗传统和经营运作具有各自的特色，可为节庆文化的融合发展带来启发性的思路。例如香港，在国际化都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春节习俗在香港逐渐形成。大年初一的新春花车巡游，自1996年落地以来已经成为香港的盛事。初二的烟花汇演，不仅弥补了市民不能燃放鞭炮的缺憾，还使得这一节目成为香港国际化的一个标识。

　　以节庆提振经济，为历届香港特区政府所重视。政府相关机构积极介入春节庆祝活动，以期打造一个兼具东方和西方魅力的国际性节日。上述花市、花车、烟花等活动，是在政府机构与市场的合作之下完成的。节庆活动的成功策划，在实现传统节日向现代转化的同时，带动了旅游业、购物、休闲娱乐业的增长。

　　国民经济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本质上是政府协调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或者说，制定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不是一种“预测”行为，而是政府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策略”行动。既然是具有策略性的政策工具，评价经济增速目标的合理性就不应以该目标是否完全与该地区事后实现的地区经济增速完全一致为唯一标准，而应当系统考虑这种策略性行为对引导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实际效果。例如，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略高水平，有利于引导企业家和消费者形成更积极的投资和消费预期，从而激发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各类要素活力，也就是说经济增速目标应当具有反周期调节微观主体预期的作用。事实上，在我国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时期，实现国家和地区经济稳定发展，恰恰需要这样的策略性安排。

　　200多年前，哲学家黑格尔在讨论现代社会中的人伦关系时曾说过一句颇为神秘的话：我即我们，我们即我。现代社会让我们普遍进入到“自我”独立的时代，而这种独立却要全面依赖于他人承认。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体系的全面开启，正是帮助我们完成向这个现代“人”转变的助推器。

　　在某种意义上说，移动社交体系的广泛渗透，迎合了现代社会中原子化个人社交的要求。移动社交方式，一方面保持了原子化个人的独立空间，同时又让他在不必失去其独立性空间的基础上同时获得社交的满足，凭借于此，移动社交满足了原子化个人社交方式的全部诉求。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所构筑的社交网让我们每个人瞬间摆脱了“人群中的孤独”，转而开始享受一种“独处中的交流”。

　　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孔子学院自创办以来，已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孔子学院为更加有效地发挥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文化交流交融互鉴的优势，采取政府主导、统一管理模式，以及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走出了自己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目前，有不少国外大学认为在校区设立孔子学院有利于提升学校知名度。可见，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传播渠道，已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未来，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需要更重视不同语言合作项目的开发，注重项目的参与性，彰显中国优秀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增进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借助地理优势打造孔子学院智库，既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也为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相互了解、探索新的合作领域提供支持。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